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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文化之谜，最有效的捷径就是分析中国传统的格言警句。而这些格言警句，一是集中在《论语》之中，另一就是集中在《增广贤文》中。这两本书，都是格言警句汇编。只不过前者囿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后者则是历经千年，由生活实践经验中提取。相对来说，《增广贤文》由于是中国人的经验汇总，更能够说明现实中的中国社会实情。
接触这部书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有家传的石刻印本，也算是家传的古书了，虽然那时对那些繁体字常常看不太懂，但是，也有能够看得懂的部分。比如什么“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 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等等。这些格言警句其实前后并没有什么联系，都是东一言，西一句。没有逻辑，也不成体系，事实上只是一个语录大杂本而已。不过，一翻开这些语录，就遇到关于说话要谨言慎行的告诫。年轻人是很难懂得的，随着阅历加深，其实《增广贤文》都是中国社会民间的生存经验与智慧的高度概括。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读后确实感觉不爽。因为，这意味着真诚与直率都是负面的。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阴性特性决定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论城府，讲机心，要策略的。因为权力之剑高高悬在每个人的头上，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带来牢狱血光之灾。在专制社会，大兴文字狱，告密，酷刑，阴谋，特务，是与每个人的生存密切联系着的。所以，中国人自古就不是以口才论人，也不是以智慧论人，而是以“仁”论人，而所谓仁，就是孔子的标准，即“刚、毅，木讷近仁”，相反，口才好，能说会道，思维清晰，表达清楚，那反而是坏事，因为，孔子同样有过结论：“巧言令色，鲜矣仁”。因此，中国科举考试，选拔状元，一是看字写得好不好，二是看八股文章是不是合意，三是看才貌双全。中国儒家的传统标准里，一个人演讲能力强，就是巧言令色，这样的人就被怀疑没有道德。因此，选拔官员，也常常是以沉默寡言、肥头大耳，印堂发亮为标准。甚至这个标准在当今中国也仍然适用。在中国自古以来，鲜有思维敏捷，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人能够当上大官，但是从来不缺乏那种少说话，多作揖，多跪拜的官场要人，这种现象引发了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无限感慨，许下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心愿，是这样的：但愿生儿愚且钝，平平庸庸到公卿。其实苏轼先生不明白一个道理，对于帝王的家天下，聪明智慧的人始终是一个威胁。脑袋瓜子笨点，最好灌满一脑袋瓜子浆糊，这样使唤起来就更容易一些。
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古希腊就在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解决问题之道都是通过投票选举抉择，而要争取选民，事先必须争取选民的理解与支持。因此，古希腊时就有所谓智者派专门招收学生，传授演讲辩论技巧。真正的逻辑学发源于古希腊，集大成于亚里斯多德，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有那种制度，就有那种需要，有那种需要，一种学问与技能就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社会，根本没有议会这样的表达途径，都是一个人专断独裁。因此，所谓逻辑学、论辩技巧，修辞学这些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许多人因为聪明智慧,能言善辩,最后无端丢掉了脑袋。
因为,演讲才能对于中国来说,不但多余，而且还常常是有害的。因为“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因此，千年中国遵循“宁可乱吃，不可乱说”的古训，虽然也有“病从口入”一说，但是，乱吃顶多吃出个病来，而乱说可就有牢狱之灾，甚至杀头株连九族之罪。
逢人且说三分话，其意思就是话只说三分。说三分话的人，就有七分城府，如是只说二分话，则有八分城府,而从来一声不吭的人,就城府十足了。在中国城府深浅，常常就看其说话的多少，特别是在公共场合说话的多少。中国社会官场险恶，人际关系复杂。处处充满机心玄奥，一不小心就被人告了密，再一不小心就进了监狱，甚而至于掉了脑袋。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如此险恶，你能不小心吗？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与一世英名开玩笑。毕竟人只有此一生，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因此，很有必要做到“未可全抛一片心”。
  相比而言，老外就要简单得多。他们人际关系也简单，凡事按照规则办，怎么规定的，就怎样办，没有什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一说，都死板得很。法律就是法律，不可灵活处理，谁来都一样。权力被死死盯梢着，动弹不得，因此，要乱用权力也不容易。这样大家反而活得简单容易了。要玩城府与机心，确实即使是美国总统也就相当于中国幼儿园大班的水平。无论当街啃一棵老玉米棒子的小布什，还是用脚搭住枰盘，以增加人家体重的坏小子奥巴马，其实都是简单直率的人。不高兴，就立即满面乌云，高兴起来满面春风，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由于过于年轻，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交由这样的人来治理，这要是在中国真是不敢想像。简单、直率、豪放、粗浅的美国人，不但没有什么麻烦，相反，因为大家都简单，反而省去了许多繁文缛节，每个人怎样想就怎样说，怎样说也就怎样做。做个议员，发表讲话，还要作电视直播，生怕你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说话表态都是公开的，反对谁，支持谁,不赞同什么，都要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让他的选民听清看清,因为大家都忙，没有时间听你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更没有时间与心思去分析圣人与伟人的微言大义。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完事大家还要忙活。这就是美国人的生存方式。
可是，中国人呢？鲁迅曾经概括得非常好。他在其文《世故三昧》一文中说中国：“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还说：“与名流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鲁迅还说，在中国复杂的地方就在于，有人只说不做，有人只做不说；有人这样说，却那样做；有人那样做，却这样说，还有人这样做，竟然也就这样说的。情况非常复杂。因此，在中国，学会做人简直是每个出生在中国的人的首要任务，不会做人，就不会有事做，更不会有官做，不会做人，常常就像李斯看到的偷吃点茅厕粪便还要仓惶逃遁的老鼠，而会做人的人，则如在满满的官仓里的硕鼠，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吃着粮食谷物。而会不会做人，有时全靠嘴一张，舌头是软的，向左卷与向右卷都可以的，关键是看哪边油水多。在中国做人难，难就难在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当说不说，叫失语；不当说却说了，叫失言。话语是银，沉默是金是不错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善于把握住这个分寸。
最后还是借用《增广贤文》中的句子来结束本文：“莫信直中直 ，须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自恨枝无叶 莫怨太阳倾。”不过过于迂回曲折了点，最顶用的还是这句，我根据中国现实的经验作了一些改动：“害人之心不可少，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中国，人与人之间时时刻刻简直处于战争状态,做人做事岂有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