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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孩学编程？组装操控机器人？这种新奇的教育培训，能不能培养出下一个扎克伯格？



文 | 冯尚鉞
编辑 | 杨轩




李炳南有一个特殊身份。这个放学后通常坐在深圳一家旧货店，给家里帮手的懂事小孩，也是街坊人人皆知的“电脑高手”。

李炳南在9岁时，已经在少儿编程App“编程猫”的社区里，发布了94个作品，收获3.6万次浏览和1081个赞。

他还做了其他一些成熟程序员的工作：他为社区撰写了大部分的源码图鉴，帮助其他孩子学习使用编程。他用编程猫提供的模块模拟出了《植物大战僵尸》，这个用半年时间完成的作品具有非常高的拟真度。他甚至在班上和社区里还有自己的一批“程序员徒弟”。

这始于一件小事：有一次，李炳南和妈妈从学校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玩具店里，其他孩子正在在玩乐高，李炳南站在那里一直看他们玩。他妈妈问他要不要买，李炳南却说“我不想买，我看看，我看得懂里面是怎么回事就行。” 回家后，李炳南用家里的电脑画图，把记忆中的乐高部件一件件画下来，再用画图工具“拼装”。

在一次分享活动中，流塘小学的叶滨洁老师注意到了这个孩子的画图作品。他不相信这是9岁的孩子用画图软件做的，于是他去家访。发现他家的电脑“已经老得不能用了”。叶老师察觉到了孩子的天赋，帮助他接触并安装了编程猫，甚至自掏腰包给李炳南家送了一台主机。

在叶老师和“猫老祖”（编程猫中的一个核心角色，负责对孩子提供指导）的鼓励下，李炳南对编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下课完成作业后，他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编程学习上。

一开始，李的妈妈并不理解编程，也不明白编程教育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除了支持孩子的兴趣以外，最大的理由是因为电脑在家里，可以防止孩子到外面闲逛，被社会上的人带坏。她曾经眼看到几个周围的孩子被人引诱，染上了“止咳水”的毒瘾。

但事情已经今非昔比 —— 如今的李的妈妈如今已经成了编程教育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她接受采访时有些腼腆，甚至谦称自己是个“半文盲”。但她如今已经可以肯定“搞不好这个编程这个东西，会成为像我们现在的普通话一样必须的（技能）”。

有人质疑“编程教育是否太早”，她则会引用奥巴马和邓小平的话加以反驳：“奥巴马都很重视编程，他们国家六岁的孩子编程也可以玩的很好。邓小平也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他们都这么说了，证明（少儿编程）应该是可以的吧？”



李炳南妈妈的印象是对的。奥巴马的确推广过编程，在2014年的“计算机科学教育周”(CSEW)开幕当天，他用一小段JavaScrip代码成功地在屏幕上画出一个正方形。

奥巴马还邀请了20名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南十七街学校的学生来到白宫，与他一起学习“编程一小时”的课程——这一项目旨在让学生在一小时内学习到基本的编程知识。奥巴马说：“如果我们想让美国保持领先地位，就需要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掌握这种工具和技术，它将改变我们所有的做事方式。”

美国硅谷的兴盛，往往使得人们以为，在美国早已实现了编程的普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根据 Code.org 的调查，美国有十分之九的学校没有开设计算机科学课程，计算机教师的匮乏是最重要的原因。

另一头，其实比起 70、80 年代的少年极客在电脑前查阅 Basic 语句或汇编代码，用电子元件 DIY 芯片，在2014年前后，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少年儿童的开源编程教育工具已经逐渐完备。例如图形化的少儿编程工具 Scratch、电子开源平台 Arduino、教育型机器人 VEX 等的教学案例、设备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并且拥有了数百万成员的用户社区。

就这样，需求的迫切，工具的完善，加上资本和政府力量的推动，促成了2014年后全球范围内面向少儿的编程教育的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波浪潮中看到了机会。

编程猫的联合创始人孙悦正是其中一员。2014年，他正在芬兰进修金融数据分析，听到了奥巴马推动编程教育的消息。他想起，北欧国家如瑞典、芬兰，已经将编程纳入了小学必修课。他产生了一种感觉：这里可能存在机会。

他找来了在巴黎研究院的同学李天驰。两人一起搜索，想看看作为IT大国的中国有没有一个有实力的面向少儿编程教育机构，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一个也没有。

孙悦和李天驰，将自己的编程教育思路整理后，报名参加“傅盛战队”创业孵化比赛，进入了前二十强。在 “想了一二分钟”以后，他们俩作出了一个决定：放弃继续深造，回国创业。

正式经营公司之初，他们没有成型的产品，也不知道怎么去获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孙悦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章，描述了自己对编程教育的认知和规划，一开始预期能够邀请一百个孩子来学习。结果这篇文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高转发，最后有一万多人阅读，“好几百个人来报名学员。”

让小孩学编程，这件事的受欢迎程度超出想象。

在孙悦开始编程猫之初，他的主要第一批学生是朋友圈里的 IT 圈、金融圈和海归。但现在，编程猫的用户家长已经不能看出任何特殊的职业属性。他有时甚至觉得，二三线城市的增长比一线更佳迫切，在最近的一次编程比赛中，连克拉玛依 —— 这个处于边陲的以石油出名的城市，也因报名人数多而单独设立了一个赛区。

除了编程，张路还引入了不同于乐高机器人的另一种 VEX 机器人。国内也在出现自主的一些机器人教育团队及品牌，它们有些来自于高校的研究团队，例如来自于北京大学智能控制实验室的乐智机器人。

而张路回长沙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这个二线城市的机器人教育市场也已经遍地开花，某家机器人培训机构已经开了十七八个分校了，“因为它的地方便宜，师资也便宜，我都说他：你这开得太猛了，但是他还每个还都有生意，所以所有的消费能力是其实是够的。”

在运营两年之后，编程猫、乐智机器人、少年创学院等，均实现了赢利，这在创业公司中并不多见。

而另一方面，除了创业公司之外，一些已经成熟的K12或职业编程培训机构也在进入这个领域，例如好未来旗下的摩比、达内的童城童美、新东方也参与了寓乐湾、童伴教育。

尽管与其他培训业务相比，编程教育的学习人数仍然较少。但教育大公司仍然对此抱有信心：摩比负责人宣布要在三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数百家“摩比馆”。而达内童程童美第二季度的招生已经达到1725人,环比增长73.5%。

这一信心的基础是，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感受到了编程带给孩子的变化。

家长们对36氪说，其实并不是在编程上面的进步，而是孩子因为能够编出很好的程序，而在同学中受到称赞，变得更加自信积极。在与人合作中，孩子能够完成自己分工的角色，做事变得更加有条理。

这超出了编程教育、机器人教育的初衷 —— 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培养，更是一种素质的构成。早期，家长们认为“ 编程教育 = 把孩子培养成程序员的教育 ” 或 “ 编程教育 = 少数大城市 IT 界人士的代际教育 ”，但现在，仅仅如此认为的家长在迅速减少。

围棋能使小孩更有逻辑推理能力，学乐器能让小孩更有艺术认知和耐心，玩乐高能锻炼小孩的动手能力……看起来，编程教育，以及与之有关的机器人课程，似乎也正在挤入这个行列。



编程教育，真正的难点并不在于学生的接受能力，甚至也不在于短期的赢利目标，难度在于，如何在已经十分坚固的应试教育体制内，凿开一个属于编程和创客的市场。

田会军刚开始创立立乐教育时，感受到了这种教育方式引发的观念碰撞。在将以色列的编程课程带来中国之初，他曾经为未来的编程教育设想了多种不同的模式：它可能和以色列类似，与公立学校合作设立课程。也可能走 to C 市场，直接面向感兴趣的家长。

但他发现，尽管在上海这样的教育观念先进的地区，和公立学校的合作也不容易。公立学校的课程设置受到很多限制。升学率的指挥棒影响着学校，更影响着家长。

一开始家长和孩子都兴致勃勃，但一到具体准备报课环节，家长就会问“你这个学完之后我到底能得到什么？学完数学之后我可以参加奥数，对我升学有帮助，学这个编程对孩子会有什么帮助？”

真格教育基金的负责人姜敏长期关注编程教育领域，但他认为这一行业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首先，家长尽管不排斥编程教育，但相对于其他时间较久，起步较早的技能培训，编程教育的排序不够靠前：英语、体育、才艺等等都比编程教育更重要。

他总结了教育培训的三个问题“有没有时间，有没有钱，有没有动力” ：时间要求孩子的压力较少，家长支持；钱要求家庭有一定的积蓄，且愿意在教育领域进行“消费升级”；动力要求编程教育能够提供竞赛证书，加分证明，或带来明确的素质提升。

这也是类似于乐高的面向低龄的机器人和编程教育团队更容易成功的原因：除了品牌影响力巨大以外，这些产品面对的孩子要较少升学压力，家长能够有更多充裕的时间让孩子尝试和摸索自己的兴趣。但到了几个关键的“大坎”：小升初，初升高，甚至小学高年级之后，孩子的脱课率就会变得很高。

在遭遇了几次这样的问题后，田会军会跟家长说：孩子不光能力增长，会掌握编程技能和简易的机器人制作，而且还可以参加比赛，“到时候获奖的证书可以对他升学有所帮助。”

如果一个培训机构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它就必须为学生“寻找出口”，最直接的就是竞赛。通过竞赛证书，既可以证明自己学员的实力，又可以顺势推出自己的硬件产品。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乐智机器人的创始人范瑞锋透露，自己正和工信部部属的包括北航、北理、哈工大、西工大等七所院校合作，努力将自己的竞赛获奖纳入到高考自主招生体系的参考标准中来。

但各家都希望通过竞赛来推出自己的产品和标准，而行业又缺协会统筹，本来不大的领域又分为了许多“派别”。

对计算机编程而言，由于语言相对明确，这一点尚不太成问题；而对于涉及硬件的机器人而言，差异则更大，各家推出了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其中几乎不能互通（例如，学习A机器人的学生很难用A机器人参加B竞赛）。

所有这些竞赛在名字或在简洁里都热衷于标上标为“全国”、“国际”，但在实际的作用上参差不齐。由于政策限制，这些竞赛结果并不能转换为实际加分，只能作为升学的背景参考，因此竞赛“含金量”的把控权实际上掌握在老师手里。

各个竞赛体系在申请不同的学校时的说服力不同，对于国外学校而言，卡耐基梅隆大学的VEX有效。但国内不同学校则有不同偏好，甚至不同老师也会有不同的偏好。

这使得线下编程教育和机器人，容易出现各地“诸侯割据”的状态，在一个地方成功的团队和商业模式，很难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区域得到推广。

由于不同的机器人之间的差异化、优劣势并不明确，家长更倾向于选择自己区域近的编程培训机构，导致整个行业除了使用加盟模式，或进入市场较早（如乐博乐博）外，新进团队都难以快速形成规模优势。



市场仍处于初期。

张路估计，在北京市，作为编程教育潜在市场的学生人数不会太多。在线下，如果盲目扩张，往往会导致每个店的学生减少，利润被快速摊薄。因此许多团队仍然处于略有盈余，但“吃不饱也饿不死”状态。

如果做线上编程，其实对于性子易变，又没有很强的就业压力的孩子来说，很难坚持学好。

此外，合格的教师也缺乏。编程教育的深入，要求既懂儿童心理和教育学，又对计算机有深入了解的老师。但这样的老师很难在短期内大量培训，即使培训出来，一周只有一节课或几节课的课酬，还需要在几个校区间穿梭，甚至要到外地上课，这与正常的IT工作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总之，这仍然处于早期的阶段。但是由于一个外来的政策契机，这个新生事物，却开始突然以另外一种模式走红。

2016年底，一个大利好出现了：国家对创客教育的扶持力度开始加大了。教育部先是第一次明确标出了 STEAM 教育、众创空间、创客教育等新模式；并在2017 年 2 月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提出，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要开设科学课程。

各地政府以及尤其是公立学校，开始响应国家号召，将创客教育打造为学校特色。例如河南省教育厅不仅决定将郑州、焦作作为河南的试点校，而且在全省范围内“确定100所具有一定规模、成绩突出、特色鲜明的创客教育试点校”；

山东省提出，2018年底，“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均建立学校创客空间，各县（市、区）建成创客活动中心”；

深圳市政府2017年要修建100个中小学创客实践室，并由政府提供总额为4500万元的资助。

一时间，全国各个地方开始了建造创客学校，购买创客设施的热潮。而作为其中重要部分的编程教育，也坐上了政策的列车，变得风光起来。



这一波政策利好立即引起了编程教育团队的注意。

范瑞峰和他的乐智机器人团队几乎度过了史上最忙的一个暑假。他不仅要忙着去办大赛，还要四处奔波和校长与教育部门的领导们接洽。

他们的业务员从3个增长到了13个，“明显能感觉到，这个事儿突然一下爆发得非常厉害。以前我们都是去找代理商，现在都是代理商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找我们说你们有什么东西。” 在山东《创客空间建设指导意见》出台之后，一夜间各个重要的机器人设备提供商都派人进驻山东。乐智机器人尽管此前在山东没有布局，也在通过代理“尽可能的往前推”。

此前公立学校就有一些与校外机构合作的创客课程、第二课堂、社团等等，但是这些课程的收费并不高，只是建立一下品牌。但创客空间的建设，涉及到大量的设备采购和老师培训，收入有保障。

许多机器人和编程团队开始由 TO C 转向 TO B（学校），甚至TO G（政府采购），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也发生了改变。

张路也注意到了这波创业热潮，他估算，在山东有接近一百家的创客公司在从事创客空间的投标。

但这一百家所谓的“创客公司”，许多只不过是“系统集成公司”，亦即，他们通过关系和其他渠道，把创客空间的活包下来，给出一个大致的方案，然后再将设备、师资、内容转包给未中标的公司赚差价——这个差价可能高达 50%。

对于这种 TO B 市场拓展的困难，张路有深刻体验。前不久，他上了《中国新闻周刊》 —— 因为他实名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甚至中纪委实名举报了“2017-2018学年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项目”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互串通投标，盖错公章者中标；失信被执行人中标；标书关于复印件说明的误导；去年违规、约谈、停课单位，今年仍然中标等共11项。

张路对36氪称，在此次中标企业中，有一批此前并无创客教育经历，如从事房地产、医疗器械、国际旅游相关业务的企业中标，相反，许多老牌的创客教育团队，乃至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实践团队都未中标，2016学年中标的430家企业、机构中，仅有72家入围，占比不到17%。

最终，评审委员会取消了两家企业的中标资格。但张路仍然感到痛心：这让许多辛苦准备的团队一无所获。一些团队由于未能中标，已经处于暂时停工状态，未来只得考虑转回 to C 甚至幼儿园的创客课程。

他仍然记得，去年北京市教委颁布的《北京市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项目管理办法》，在圈子里引起的轰动与喜悦。市教委规定面向全市初中生开展开放性实践活动，七、八年级学生每学期参加 5 次开放性科学活动（两学年共计20次），并且计入中考成绩，同时给入围单位拨给不亚于市场水平的课时费。

在政策下来后，他的少年创学院加班加点，4个校区共接待了超过1万名学生，尽管在拨款到位前要垫钱维持运营，但是这一度让他看到曙光 —— 直到第二次投标结果公布。

这个经历让他对政策利好更冷静：在创客或编程教育中，建设、维护创客空间和向公立学校出售编程设备收益固然高，但也有种种问题。除了投标中的种种黑幕外，“缺乏标准”、“缺乏师资”、“缺乏出口”这些三个问题并不会因为“国家出钱”而掩盖。

缺乏标准，对于家长而言是难以区分好坏，对于B端而言则助长了灰色操作的空间，许多的地区创客空间的设备采购权和评价过程并不透明，买什么设备（50万元以下的设备）、如何运用完全由校长和负责创客的老师说了算。由于这一次的采购主要是设备，缺乏师资和实际课程，已经建设的许多创客空间设备闲置情况严重。

张路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在江苏某市高中有一个老师，掌握着跟创客相关的设备采购的决定权。在国家提供创客教育之后，这个学校修了一栋五层的创客大楼，由他管理。“这个老师特别牛，他说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每天厂家最新的产品目录，就是马上就送到我这边了，我就看哪个好玩就买了，买了以后把它放着。我问他，为什么放着？学生呢？他说学生都高考去了，要是学校要准备需要打比赛，就在外面找人。花五六百万就买了这样的东西。”

在短暂的政策的红利之后，一切仍应该回归服务于孩子的本质。张路正在组织一个新的创客教育联盟，他认为，关键是要制定标准，就像钢琴有考级，跆拳道分段位一样，改变各自为战的现状。

在编程教育乃至创客教育领域，类似于张路的想法每天都会出现。相对于打法已经固定的其他领域，编程教育带有许多不确定性，但这也是它令人兴奋的地方。而且，认为编程教育重要的人正越来越多。

“教育是个很慢的活，这大家都是认可的。”编程猫的投资方、盛通资本的投资人吴伟对36氪说，大家可能有分歧的点，只是用哪一种方式、培训什么技能。

更长远的，衡量是否成功的标准则是 —— 这些编程教育公司，能够启蒙教出下一个“中国的扎克伯格”？

尽管李炳南已经显露出了编程的天赋，但他的妈妈并没有想好，是否让他从事IT行业，她现在的想法是，顺其自然，让孩子顺着这条兴趣的道路走下去。

因为兴趣让李炳南的眼神里面有了光。“如果一个人整天说自己无聊无聊，那是很危险的。这是他脑袋里面没有东西。那样什么都可能会发生。但现在我看他的眼神，他设计出一个什么作品，他的眼神里会有光。我们看不懂，但是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一定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对他自己是有意义的。”